bubble_chart 描述

鄧鐵濤(1916～)，中醫學家。50多年來，精心研究中醫理論，極力主張「傷寒」「溫病」統一辨證論治。強調辨證方法在診斷學中的重要地位，於中醫診斷學的內涵建設提出新的見解。臨床善治消化、心血管系統疾病。致力於中醫教育事業，培養了一大批中醫人才。其論著深受國內外學者重視。

鄧鐵濤生在中醫家庭，父名夢覺，畢生業醫。幼受熏陶，目睹中醫葯能救大眾於疾苦之中，因而有志繼承父業，走中醫葯學之路。1932年9月，鄧鐵濤考入廣東中醫葯專門學校，系統學習中醫理論。在學習期間，遵照父之吩咐；「早臨證，跟名師」，先後跟隨陳月樵、郭耀卿、謝賡平等各有專長的名家實習。1937年8月，鄧鐵濤完成學業。5年的學習，使他增長了見識，開闊了視野，深深感到中醫葯學財富甚豐，博大精深。他決心為繼承發揚中醫葯學而貢獻畢生精力。

1938年，日本侵略軍狂炸廣州，鄧鐵濤避難於香港，與同學4人在文威東街南北葯材行會址，合辦南國新中醫學院(夜校)，並於九龍芝蘭堂葯店坐堂應診。在救亡運動、進步文化影響下，他讀了政治經濟學、唯物辯證法和介紹共產主義初步知識的書籍，還學習了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及《魯迅全集》等。在此期間，他深深感到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對自己學習鑽研中醫有很大幫助。這竟成為他以后探索中醫葯學寶庫的一把鑰匙。香港被日軍侵占后，鄧鐵濤返回廣州，輾轉於穗港及武漢之間，行醫謀生。

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廣州，翌年他到廣東中醫專科學校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中醫學從奄奄一息中甦醒過來，但未能迅速恢復。1956年，鄧鐵濤得以參加國家早期興辦的4所中醫院校之一——廣州中醫學院工作，其所學與抱負才得以發揮。「文化大革命」期間，他雖備受沖擊，但始終未能使他放棄鉆研中醫。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衛生部先后召開了衡陽會議、石家莊會議、西安會議，中醫事業的形勢逐步好轉。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規定了要在發展現代醫葯的同時發展傳統醫葯，特別是1986年12月20日成立了國家中醫葯管理局，成為我國中醫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鄧鐵濤為中醫事業迎來了真正的春天而高興，更激勵他投身到振興中醫事業的工作中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鄧鐵濤在中醫教學、醫療、科研等領域相繼取得成就，受到人民的信賴。他曾任廣東中醫葯專科學校、廣東省中醫進修學校教務處主任，廣州中醫學院教務處副處長，廣州中醫學院副院長等職，並曾擔任第四、五屆廣東省政協委員。現任中國中醫葯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中醫葯學會中醫理論整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華醫學會醫史學會委員和該會中醫理論整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廣州市科委顧問、中華醫學會廣東分會醫史學會主任委員、博士研究生導師。論文著述及獲獎項目主要有：《學說探討與臨證》獲省出版成果三等獎。參加編寫的《中醫學新編》、《新編中醫學概要》、《簡明中醫詞典》、《中醫大辭典·基礎理論分冊》獲省科學大會獎和全國科學大會獎。研制成功的中成葯「五靈止痛散」獲市科技成果四等獎。鄧鐵濤常說：「個人學術的真正開始，是在解放以后」。

從實踐中探求中醫理論真諦

鄧鐵濤既重視理論又著力於臨床，學術上能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這完全得益於「早臨證，跟名師」。他親見父親運用仲景的「枳實芍葯散」治療一例注射嗎啡才能止痛幾小時而過后又劇痛的產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按當時他的認識，「枳實芍葯散」只不過是一個平淡的方劑，但經過他父親的實踐，「經方」之效力竟如此非凡。在50多年的醫療教學實踐中，他更深地體會到中醫理論來自實踐，必須在長期的臨床體驗中，不斷驗證探討，才能探求得中醫理論的真諦，從而掌握其要領，加以發揚。

「寒」「溫」統一辨證論治

長期以來，外感發熱病的論治，有「傷寒」與「溫病」之分，在歷史上發生過數百年的爭論。鄧鐵濤自幼受父親的影響，對「傷寒」與「溫病」無所偏執。以后在實踐中，更體會到只要真正辨證論治，有是證而用其方，無論是傷寒方或溫病方，都能取效活人。如何看待「寒」「溫」之爭？鄧鐵濤在50年代便開始對此進行研究探討，他對溫病學說的產生與發展作了較全面的剖析，認為傷寒學派以東漢張仲景為宗師，以《傷寒論》為典範。但宋元以后，由於都市人口密集，水陸交通頻繁，並且遠洋業也日漸發達，為傳染病的流行釀成條件，傳染病的種類續有增加，這就使醫家感到運用傷寒經方治病有時而技窮，於是便有了溫病學派的萌芽。到了明清時期，經吳又可、葉天士、薛生白、吳鞠通、王孟英等醫家的探索研究，溫病學說日臻成熟，從而形成了溫病學派。從發展的觀點來看，溫病學派是在傷寒學派的基礎上向前發展了的，可以看成是傷寒派的發展。但如果認為既然是發展了，便可取代傷寒派，取消傷寒派的寶貴經驗——法與方，那是錯誤的。同樣，認為溫病派微不足道，殺人多於救人，而一筆抹煞溫病派數百年來的學術經驗，也是不對的。他主張：傷寒與溫病的學說和方法同樣是我國醫學寶貴的遺產，應該以科學的方法通過臨床實踐進行研究與實驗。1955年8月，他在《中醫雜志》發表了題為《溫病學說的發生與成長》一文，闡明了自己的學術觀點，在中醫界引起了較大反響(此文后來被日本神戶中醫學研究會翻譯，刊於《中醫臨床》1980年第3期，對日本中醫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寒」、「溫」到底如何合流？鄧鐵濤提出了更高層次的研究課題。他從毛澤東的「兩論」中得到啟迪：理論之重要，在於能指導實踐。「寒」、「溫」之爭，主要矛盾在辨證。在教材中，外感發熱病的辨證，有「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六淫辨證」，這對學術流派學習是必要的，但在臨床上，則往往使初學者見證茫然，所以他認為「寒」、「溫」合流的關鍵在辨證上，從而提出了「外感發熱病辨證之統一」的學術觀點。他認為傷寒派與溫病派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其所研究的對象又同是外感發熱性疾病，所以辨證的統一是可能的，亦是完全必要的。怎樣使分歧的辨證比較緊密周詳，取長補短使之統一，便於掌握和指導臨床，把前人的學說提高一步？鄧鐵濤對文獻醫著做了大量的研究，並以臨床實踐為依據，於70年代初，先后發表了《外感發熱病辨證芻議》、《外感發熱病的辨證論治》等文，從歷史發展、病因、病機、辨證、實踐等方面闡述了外感發熱病辨證可以統一，而且能夠統一的觀點，提出了一套較完整的辨證提綱和論治方法。《外感發熱病的辨證論治》內容，於1971年編入《中醫學新編》。